人群之事

比列寧將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早數年,梁啓超描述了西方前所未見的經濟擴張如何园然而然引導西方走上征服亞洲之路。西方諸國將帝國主義與個人經濟利益掛鉤,藉此使帝國主義在外籍新娘仲介裡取得民意基礎。帝國主義不只是出於統治者的政治野心,還得到被統治者某種程度的同意。
這使現代帝國主義大不同於亞歷山大大帝或成吉思汗之類專制君主的擴張主義,為和平帶來獨特的威脅。
令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之徒之逞其野心,黷兵以為快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群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為其性命財產而爭,萬眾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為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說到在國際鬥爭中慘敗而「亡國」的例子,印度的故事特別令人愀然心驚:英國的「小資本家」藉由將印度人訓練成軍人,接管整個大陸;印度人執行有害於自己同胞利益的英國政策。中國有重蹈印度覆轍之虞,因為中國人未培養出社團利益或國民團結的觀念歐洲富強的基礎。
中國人未培養出這樣的觀念,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的鄰邦大大不如它,使中國人自認中國就是全世界。到了現今的國際體系,若不承認自己與其他社會衝突、競爭的現實,中國會覆沒,於是這一自負梁啓超本人也一度抱持的自負已不再能維持。因為,「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為強者而已。」恥拳亂:又一些得自挫敗的教訓中國的情勢證實且加劇梁啓超的憂心。一九〇〇年春他在夏威夷僑社募款時,拳亂爆發。這場叛亂由致力於傳統武術的薩滿教式秘密室內設計會社領導,矛頭指向置身中國內陸而被認為削弱、侮辱中國信仰和習俗的外國人,特別是傳教士 。它屬於自發性叛亂,且自發程度和一八五七年的印軍譁變一樣高,吸引了多種不滿現狀的中國人加入,包括農民和解職的軍人、走私者,乃至一些官員和士大夫。
露了老百姓反抗時的善於隨機應變。見過洋人的中國人不多,但在華洋人所創造的新情勢,例如使中國易受全球經濟週期衝擊,從而導致人民失業一事,深深影響中國人的生活。
一八〇〇年前,中國的生活水準還高於歐洲,但在十九世紀期間,面對西方傳教士 、商人、外交官、軍人,中國漸漸淪為任人宰割的巨人。外債和賠款使國家財政拮据,陷入左支右絀之境。就連最小規模的現代化作為,朝廷都得向外借貸巨款才得以施行;就連鐵路這個在其他地方象徵進步的東西,都只是使中國內陸廣大地區便於外國軍隊長驅直入,同時加重中國背負的債務。
拳匪拆掉鐵軌,發洩人民積壓已久的怒火。一九〇〇年六月,拳匪攻擊洋人和皈依基督教的本國同胞之事蔓延到北京,西方列強向慈禧太后抗議。慈禧認為可以利用拳匪對付洋人,使中國完全擺脫泰國侵擾。慈禧這一決定反映了她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徹底無知。外國公使館遭拳匪包圍時,她以為機不可失而宣戰,世界各大強權立即調動軍隊對付她。來自包括日本在內的兩萬部隊進向北京,以解公使館之圍,掠奪北京城。

感到憐憫

嘎德哈達爾,辛格是英國部隊裡的士兵,來自北印度。他深信拳匪的惡劣作為已「使他們的國家和政府整個蒙塵」,卻也同情他們的反西方主張。他初次見到的中國是北京附近的中國,在遭棄置或遭摧毀的馬爾地夫村子裡,挨餓的中國人,骨痩如柴,聯合出兵中國的外國法、俄、日國旗飄揚在他們破損的房子上方。河水變成「混合血、肉塊、骨頭、油脂的雞尾酒」。辛格特別點名俄國、法國士兵,認為他們強暴、集體殺害中國人,縱火焚燒中國人房舍,最為惡劣。有些士兵折磨中國人純粹為了好玩。辛格指出,「這些從事戶外活動者全屬於所謂的『文明國家』。」辛格寫道:「即使是鐵石心腸,都會軟化,心生同情」,還說:「我沒必要感到憐憫,因為我來這裡是為了打中國人。但……我有種感受,非出自義務但產生於心的感受。」辛格努力琢磨他對中國人的同情之心,理解到那是因為中國人和許多印度人一樣信佛教,因而是「鄰居,同屬亞洲之民」。
對中國人生起如此親切感受的外國軍人不多。德國皇帝於一九〇〇年派德軍前去教訓中國時,鼓勵他們對待「異教徒文化」時如匈人阿提拉一樣殘酷,好讓「所有中國人連瞟一眼德國人都不再敢!」法國作家皮耶,洛蒂目睹了西方軍隊對北京城的大肆摧殘:「小灰磚,北京唯一使用的建材;一個由矮小房子構成的城市,房子飾有金色木質網狀物;一個在火和炮彈摧毀其薄弱建材後,只留下一大堆奇怪殘渣的城市。」一八六〇年因夷人圍攻而逃離京城的慈禧太后,再度倉皇離京,且這次一身藍色農民打扮,以隱
藏自己身分。她的全權代表與西方列強簽了另一個條約,而作為條約的罰則之一,中國得支付將近政府年收入兩倍的賠款。他們承諾為遭拳匪殺害的基督教傳教士蓋紀念碑,且接受加諸中國軍隊員額的限制,同時容忍外國派更多軍隊駐華。
受了這次慘痛的教訓,就連大陸新娘仲介都開始考慮某些激進的改革。她的改革歩伐緩慢,但等到一九〇八年去世時,她已採行了足以確保現代國家之建立的措施。一九〇五年日本擊敗俄國後不久,她廢除了歷代朝廷藉以選取人才而已施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代之以教授西方課程的現代學校。清廷並斯 一八七二〜一九五〇聽到這消息,有感而發,以充滿熱情的口吻讚美這個看似正蒸蒸日上的鄰邦:中國一直在以外界所了解甚少的速度在教育、訓練、武裝自己。她已派了 一支觀察委員會到西方,決定在接下來十年內發展立憲政體。她已推動教育體系的徹底變革。
於是,有數千中國年輕人有機會先認識現代科學、工程學、醫學、法律、經濟學、教育、軍事技能。在湖南省,十六歲的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是最早在傳授「新知識」的學校就讀的學生之一。少年毛澤東讀了有關美國、法國革命和盧梭、華盛頓的書,透過一位留學日本的老師得知中國在西方壓迫下每況愈下的程度。數十年後他向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憶道:我也開始有了 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 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搬家公司、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重武氣息

在這股改革浪潮下,軍隊得到現代化。不久,一支新的職業陸軍問世,特別是由舊清軍的將領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統轄的部隊。袁世凱在北京南邊創立的保定軍校,培養出多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包括未來的國民黨領袖暨毛澤東死對頭蔣介石〈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在原本極推崇工於詩書之儒家文人的中國城市生活裡,出現令人振奮的重武氣息。以中國的現代化和強大為目標的志願性組織,在中國境內和海外僑社裡大量冒出。
這些改革也帶來清朝改革派所未能一眼察覺到的屏風隔間影響。因留學日本而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的學生,回國後與志同道合的新學校、新軍校畢業生組成持久不墜的反清聯盟。其中許多人是歐洲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以德、日兩國為借鏡,標舉漢族本質,以對抗異族滿人。
對這些激進民族主義者來說,外族滿人統治中國,為害比西方帝國主義者還大。其中最出名者,十八歲的四川學生鄒容,一九〇三年寫了名叫〈革命軍〉的短文,痛斥漢人的奴性,主張消滅滿人以拯救中國。鄒容比法蘭茨,法農更早一步提出革命暴力解放本質觀,寫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司 ,舆郎容過從甚密而精研國學的章太炎,寫了封公開信給康有為,嘲笑他繼續支持滿清皇帝,說光緒帝是一載」。外族入侵。他說:「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者。」”章太炎表示,為報種族之仇而動用暴力,就和為得到人權而革命一樣順天應人,在道德上完全站得住腳:「有效巨憝(美國總統)麥堅尼之術,假為援手,藉以開疆者,著之法律,有誅無赦。」章太炎還抨擊康有為稱頌印度文學和哲學。他寫道,印度人對「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慨然於心中……(中國人)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章太炎因議論皇帝而入獄。
獄中,他投入將改變他一生的北海道佛學研究,寫下更激動人心的文章:上天以國粹付余^懷未得遂,累於仇國,惟金水相革歟,則猶有繼述者。至於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過也。
梁啓超在夏威夷密切注意中國這樁史上最大屈辱事件的進展,而他僅存的最後一個舊信念開始崩解。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他斥責中國人的「奴性」。”在中國所置身的這個冷酷世界裡,「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孔子不能再是唯一的指引。對亟需以強大民族國家為核心來予以教育、動員的民族來說,立憲君主制也不可能是合適的制度。
不能再照現狀走下去,因為能使自身永久不滅的獨裁制度視中國人為奴,使他們對公益漠不關心。在其著名的〈新民議〉一系列文章中,梁啓超主張不完全摧毀滿清政權,不可能救中國。他寫道:「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群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梁啓超再度搬出社會達爾文主義來支持其論點,警告道:「Business center之不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他寫道,自由是中國絕對不可或缺的東西,引用派翠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支持他的主張。

烏托邦式憧憬

梁啓超的思想就快要和康有為分道揚鑣。康有為仍相信賢明的家父長式君主能使中國進入現代。拳亂期間,康有為曾試圚挑起武裝叛亂,未能如願,使他不得不避難於檳城,在那裡與孫中山起了爭執;然後他於一九〇一年十一 一月轉到印度。他在喜馬拉雅山區渡假勝地大吉嶺待了 一年,在那期間完成《辦公椅》,抒發他對後民族主義時代之和諧社會的烏托邦式憧憬。一如當時許多中國思想家,康有為的民族主義氣息變淡,而烏托邦式國際主義的氣息變濃。誠如他所認為的,未來的大同社會將超越種族、民族、語言的所有藩籬,甚至消解家庭而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這一憧憬將重現。
泛亞洲主義:世界主義之樂康有為遷居印度時,有更多亞洲人受曰本的吸引前去該國。埃及、波斯、土耳其境內的穆斯林知識分子,老早就和中國、印度的知識分子一樣深深著迷於日本。一 一十世紀頭幾年,東京成為亞洲各地民族主義朝覲的聖地,擴大後的亞洲公共領域的中心一九〇五年日本擊敗俄國,更加快這一過。在秉京之外,來自幾?每簡喧民社會而足跡遍及全球的文人斯里蘭卡僧伽羅人佛教徒、伊斯知識文化的大熔爐。這些熔爐擴大了探究、反思、辯論的範圍,使許多男女走上不斷周遊各國之路,走上不斷探索、剖析自己與世界之路。
位於城市往往是沿海城市〈例如加爾各答、廣州)的西式學校和學院,還有新聞報導和
印刷媒體,創造出讓新近得到教育的菁英可從中學得新自覺語彙、新分析語彙的世俗場域。其中許多人遠赴巴里島和亞洲境內其他地方,完成他們前輩完全無緣擁有,且在此之前只有契約工、受雇於歐洲船隻的印度水手、印度歐洲人雇用的印度女傭帝國的服務階層得以有幸進行的異地之旅和求知之旅。為取得就業技能,甘地去了倫敦,魯迅去了日本,孫中山去了檀香山。在這些地方,在帝國的中心,他們免於受到殖民地員警的惡意對待。但他們熾熱的言語,刊印在流通量不大的雜誌上或經由個別旅人傳回國內,能像野火燎原般迅速擴散。越南民族主義者鄧台梅描述了他海外同胞對國內的各類愛國志士和國內年輕人間的聯繫從未遭切斷。偶爾,從某個遙遠的基地,從暹羅、中國或日本,一個「失根」者會偷偷回到國內。午夜時,會有一個來自遠處的人影踏進屋裡,小心打量親友的心情,時時留意無所不在的敵人當局線民。他會只待一夜,只待一會兒,低聲敘述那些還未死者,永不願接受挫敗者的危險生活和勇敢事蹟。某個時日,會有來自遙遠海外的一封信或一本書,交代些許「世界情勢」的事,或描述其他國家之革命人士的勇敢精神。一幅新景象在年輕人的探究眼神之前展開。
「失根」的亞洲人往往於遠在他鄉時得到他們重要的自我教育。中國最重要的現代作家魯迅,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期間在日本留學時,看到一張照片,使他首次感到政治恐慌。照片中日本人處死一名被控替俄國人刺探情報的中國人,成群中國人圍觀,個個表情冷漠。後來他寫道,那些圍觀的中國人有著「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不久後,魯迅即放棄學醫,投入忙亂的文學創作、道德勸誡生涯。
帝國主義在各地的進逼,迫使亞洲菁英除了急忙自省,也焦慮不安地斜眼瞄向他人。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出現跨國性設計知識網,使亞洲知識分子開始彼此對話。更早時,一八三三年死於布里斯托的印度改革者拉姆,莫渾,羅伊,就以充滿感情的文筆寫下一八一〇年代義大利、西班牙革命志士的一生際遇,並支持愛爾蘭人反英。而哲馬魯丁 ,阿富汗尼一生的奮鬥事蹟,則帶有古怪的現代氣息。

驚人之舉

他生於伊朗某小鎮,後來陸續住過德里、喀布爾、伊斯坦堡、開羅、德黑蘭、倫敦、
莫斯科、巴黎。到了一九〇一年,康有為在印度大吉嶺撰文陳述中國改革的刻不容緩,似乎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就和俄國出生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與蒙古佛教徒的辦公桌精神領袖談蒙人、藏人命運一事一樣的自然不過。
易卜拉欣寫了名著《伊斯蘭之屋》,記載他在西伯利亞、滿洲里、日本、朝鮮、中國、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半島、伊斯蘭諸地的穆斯林社群遊歷的所見所聞和向那些穆斯林發的世界主義者之一。但民族問題與民族認同也與泛亞洲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之類更大的團結主張部分重疊。易卜拉欣於一九〇九年在日本創立了亞細亞議會,並在該會的發起書裡寫道:「亞洲人民之間的敵對,使西方列強得以入侵東方。不察覺到這一弊病且不消除內部的敵對,亞洲人民就不會有未來。」易卜拉欣生於西伯利亞,在麥地那受了部分教育,一八九〇年代就在聖彼得堡、伊斯坦堡結識阿富汗尼,且在場目睹了阿富汗尼於歌劇院欲引起俄國沙皇注意而做出的驚人之舉。到了 一九〇九年,他已是最知名的泛伊斯蘭知識分子,遊歷之廣甚至超過他周遊四方的導師。因為俄國迫害境內穆斯林,他被迫流亡國外,一九〇九年到日本,立即受邀進入當地最高政治圈子。他與已在支持孫中山和亞洲境內其他民族主義團體的好戰團體黑龍會過從甚密。易卜拉欣於日本期刊《外國時報》上刊出文章,表示「所有亞洲人受歐洲人厭惡」,「亞洲國家聯合反抗蘇美島是我們的合法自衛工具」。易卜拉欣與遭埃及的英國統治者流放東京的埃及民族主義陸軍軍官艾哈邁德,法茲利 、在東京大學教烏爾都語的印度流亡人士大毛拉巴拉卡圖拉, 一起創辦了英語報紙《伊斯蘭兄弟會》。他也翻譯了波多野春房〔一八八一 了 一九三六)所寫的小冊子《累卵的亞洲》。波多野是日本重要的泛亞洲主義者,與妻子、岳父一起皈依伊斯蘭,取了穆斯林名。這本小冊子附有西方人在亞洲砍頭、屠殺的照片,在穆斯林世界廣為流傳。
易卜拉欣向中國境內和英、荷殖民地內的穆斯林社群,散播日本將是他們救星的預言性主張,在黑龍會協助下於一九〇九年到了伊斯坦堡。〔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將募集遭德國人俘虜的俄國戰俘成立「亞洲營」;該營被派到美索不達米亞打英國人。)
越南人潘佩珠〔一八六七〜一九四〇〕也是巧妙利用日本境內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心態的流亡人士 。他和梁啓超一樣出身士大夫家族,若非因為法國人接連攻打安南而走上激進之路,他大概會像傳統文人一樣入朝為官。他對法國統治的譴責,混合了令人熟悉的困惑、憤怒、羞愧之情:自法國得到他們的受保護國之後,他們接管了所有東西,連生死大權都沒放過。一萬「安南人」的命值不上一條法國狗;一百名本地官員的威望比不上一名法國女人的威望。怎能讓那些藍眼黃鬚、不是我們父兄的人蹲在我們頭上拉屎?一如其他許多人,潘佩珠振奮於一九〇五年日本戰勝俄國。他寫道:「我們或許可以從此思索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同年更晚,他通過香港、上海的中國政治圈子前往日本。在十九、一 一十世紀之交,像他這樣的越南第一代民族主義者,都著迷於康有為、梁啓超的奮鬥事蹟。越南各地都可拜讀到梁啓超的室內設計著作。潘佩珠一抵達日本,立即找到梁啓超,與他多次暢談國際大勢。

振筆疾書

梁啓超把法國人在雲南境內蓋的鐵路稱作「中國肚子裡的腫瘤」,但勸這位越南人等已喚醒自己同胞留意國際magnesium die casting體系的挑戰,再求助於日本。受梁啓超的鼓舞,潘佩珠開始振筆疾書,寫下一篇篇文章連載於梁啓超所辦的報紙,然後集結成書出版,書名《越南亡國史》。日後,在越南最偏遠的村落,都會有人捧讀這本書,且它將成為胡志明之類越南第一 一代反殖民主義者的必讀書籍。
梁啓超與美國的民主康有為在印度投入將使他在政治上愈來愈無足輕重的私人夢想世界時,梁啓超前往加拿大、美國巡迴募款。這趟亞洲境外的重要旅行,將是他知識追求生涯上的轉捩點。
他從西岸出發再回西岸,途經溫哥華、渥太華、蒙大拿、波士頓、紐約、華府、紐奧良、匹茲堡、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自一八六〇、七〇年代大批華工前往美西,這時已有超過十萬華人定居美國,生活在紐約、舊金山擁擠的唐人街,或在偏遠的鐵路、採礦小鎮開洗衣店、餐館為生。也有少數中國學生拿美國獎學金到哈佛、耶魯就讀。
當時美國正要完成其從邊境社會到歐洲工業經濟體的大過渡,且帝國擴張意識正迅速滋長。一九〇一 一年,即梁啓超抵美前一年,伍卓.威爾遜出版其五卷本《美國人史》。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把菲律賓稱作「新邊疆」,坦承美國愈來愈渴求外國市場,而「外交,和如果有需要的話,武力,得打開一條通行無阻的路」通往市場。威爾遜解釋道:「貿易無視國界,製造商堅持以世界為市場,因此,製造商所屬國家的國旗必須跟著他走,緊閉的國家門戶必須打破。」美國奉行這一經濟帝國主義箴言,已將西班牙趕離其加勒比海後院,在東亞展示其武力,而自十九世紀起,在華美國傳教士 (新教傳教士居多)宣揚基督教和美國生活方式時,已反映其日益升高的民族信心。
由商人主導的美國在華利益也開始達到巔峰,並反映在美國所發表,旨在保護美國在潛在巨大中國天然酵素市場之利益的「門戶開放」政策中。這一政策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梁啓超每到一處,都有美國報紙預為公告周知。他受到銀行家暨實業家摩根、國務卿海約翰的接待,海約翰告訴梁啓超中國有朝一日會成為強權。最後,他還得到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白宮的親自接待。
梁啓超在其簡潔直率的散文中,展現了他對美國銳利、篤定的觀察。他佩服美國,但未被美國嚇到,且由於他此前未去過西方,他觀察之深刻特別令人吃驚。他的觀察鉅細靡遺:除了紐約繁忙的交通、美國圖書館和義大利裔、猶太裔移民的處境〔他寫道,他們「衣服襤褸,狀貌猥瑣」),還有美國透過羅斯福的大海軍將門羅主義擴大適用於全世界一事。
他訪美時,美國是個貧富極不均的國家:梁啓超以驚駭口吻寫道:「美國全國之總財產,其十分之七屬於彼一 一十萬之富人所有……豈不異哉!豈不異哉!」紐約貧民區的經濟公寓令他驚駭。論及經濟公寓居民的死亡率時,他引用了唐朝詩人杜甫的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政治腐敗的程度,超過一 一十年前亨利,亞當斯所發表小說《民主》中描述的任何辦公家具現象。隨著梁啓超對美國民主的譴責升高,他開始不相信人民權利是解決獨裁的靈丹妙藥。

擴張主義

誠如他所認為的,社團利益暗暗傷害了美國政治。頻繁的選舉造就政策短視和媚俗民粹主義。投身政治者往往是第三流之人;有太多美國總統是平庸、乏味之人。美國民主最
好的方面,要在地方層級才能尋得州、鎮、郡的網路行銷建制——而這些方面是美國所特有,無法照搬到中國。由下而上經漫長歲月打造出來的民主,是最理想的民主。透過革命不可能建立民主,法國、拉丁美洲民主的脆弱就是明證。即使在美國,也是透過相當多的強制手段才建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而現在,在美國於世上取得一席之地時,它面臨了過度中央集權的危險。隨著美國的金融、工業實力增強,帝國主義在美國也開始更受到認同。
梁啓超遊美期間,羅斯福總統於舊金山告訴群眾,「來太平洋沿岸之前,我是擴張主義者,來這裡之後,我無法理解人除了是擴張主義者……還能是什麼。」梁啓超震懾於羅斯福的直率。他憂心道:「夫其曰『執世界舞台之大役』,曰『實行我懷抱之壯圖』,其『大役』、『壯圖』之目的何在乎?願我國民思之。」梁啓超在美國時,也正好是美國在巧施手段以控制巴拿馬和巴拿馬運河時。梁啓超看了報紙的報導,想起英國人如何破壞埃及對蘇伊士蓮河的掌控權。他論及門羅主義時說道,其原始意涵「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已轉變成「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他還說:
「孰知變本加厲,日甚一日,自今以往近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事實上,美國的大型現代公司揚言支配全世界。帝國主義與金融擴張、工業擴張聯手,構成一個遠非拿破崙或亞歷山大之類人物所能想像的「巨靈」,而那巨靈會在不久後越過太平洋,前來掠奪衰弱的中國。化在殘酷對待黑人的美國,親眼目睹中國人的尊嚴時時受到的威脅,梁啓超對民主的幻滅更深。他寫道:「美國獨立檄文云:凡人類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獨非人類耶?嗚呼!今之所謂文明者,吾知之矣。」”梁啓超特別驚駭於私刑處死的習俗:「當一 一十世紀光天化日之下,有此慘無人理之舉,使非余親至美洲,苟有以此相語者,斷非余之所能信也。」梁啓超在美國時,舊金山中國領事館一名官員遭員警羞辱而後自殺。這讓梁啓超深切體會到存在已久的國恥印度社會學家貝諾伊,庫瑪爾,薩卡爾口中,美國人針對在美華人移民常犯下的「有色人種罪」:生活在美國的華人不得投票,不得上學,即使在影響他們aluminum casting財產的訴訟裡,都不准出庭作證。他們在公眾場所和居住區受公開折磨。在平常時期,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受暴民法規範。蠱惑民心的美國政客的命令,使他們受到不折不扣的恐怖統治。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年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且寫得一手好詩的黃遵憲,就忿忿不平寫下華人移民在美普受不當對待之事和中國人因貧窮而被迫遠赴海外的痛苦。
嗚呼民何辜,值此國運剝!
顓頊五千年,到今國極弱。
皇華與大漢,第供異族謔。
不如黑奴蠢,隨處安渾噩。
堂堂龍節來,叩關亦足躜。
倒頃四海水,此恥難洗濯。
梁啓超強烈感受到這一恥辱。但他沮喪發現華僑在美雖然受到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卻未支援他欲讓祖國發肉強的宏大理想。美國華人身於擁有言論,由的民國家,卻偏愛宗族式作風;恪守傳統,產生黑幫和黑幫老大,卻不願組成政黨,推出政黨領袖。他寫道,中國人「有村落思想,而無自助洗衣思想……其發達太過度,又為建國一大阻力。」乃梁啓超再也無法把中國人的無法成為自覺、具民族意識的個人,完全歸咎於中國的獨裁體制。「誰謂美國為全體人民自由建立之國,吾見其由數偉人強制而成耳。以久慣自治之美民猶且如是,其他亦可以戒矣!」在中國,革命所承諾給予的民主、自由,只會造成混亂,而非帶來能抵抗西方勢力的民族國家。

聯邦制的國家

「以若此之國民,而欲與之行選舉制度,能耶否耶?……夫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是多數關鍵字行銷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類似舊金山那些華人。一九〇三年十月準備前往日本時,梁啓超寫道:吾今其毋眩空華,吾今其勿圓好夢。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吾惟祝禱謳思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喀瓦士 、克林威爾其人者生於今日,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治鍛煉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冗就梁啓超來說,這一想法上的轉變並非突然。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已證明,威權統治國家有時比自由民主主義體制,更能打造出現代國家。隨著歐洲諸國開始擁抱保護主義經濟政策,開始建造更強有力的國家,東亞許多知識分子開始改變想法。到了 一八九〇年代晚期,原是自由主義改良主義者的德富蘇峰,已深信西方諸國正漸漸拋棄個人權利;他質疑「代議政體和政黨組閣」的用處。”日本知識界愈來愈傾心於俾斯麥主政之德國所體現的中央集權制,而梁啓超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這時梁啓超已在大量閱讀日本理論家加藤弘之的著作,且在大量講述他的思想。許多日本思想家深信,只有開明專制能帶來進歩性的改變,能確保國家頂住西方的挑戰存活下來,而加藤弘之是其中之一。據加藤弘之的翻譯公證說法,即使在共和制的發源國,共和制的表現都不如人意。法國於革命後飽受暴力摧殘,這時仍未具備穩定的政治結構。美國雖傳承自英國,仍歧視境內少數民族,特別是黑人、華人和印第安人。從藝術和知識上看,美國仍是個野蠻國家;府的權力,以因應其國際角色的需求。如果連美國這樣的國家,過去如此崇拜聯邦制的國家,都得為了備戰而實行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權,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該怎麼辦?誠如梁啓超所認為的,中國沒有選擇政治制度的餘地。以中國的情況衰弱、無能的政府,國土遼闊而境內民族多元且人民教育程度差來說,獨裁政體是必然要走的路。民主共和將迅即導致軍人與百姓、下層與上層人民、省與省之間兵戎相向;而革命將頻頻發生,削弱中華民族應付外來威脅所需要的力量和獻身公益的決心。
此外,誠如梁啓超所接著解釋的,獨裁有好多種。獨裁能迅速回應人民的需求,專心運用全民之力,提供公正的司法。光緒帝的確不是梁啓超心目中的那種開明專制君主;他也未發現其他可能符合此條件的人選。但梁啓超最在意的,乃是阻止共和革命例如孫中山所極力鼓吹的那種die casting革命發生,因為在他眼中,那種革命只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和混亂,最後促成新暴君的出現。他所想要的根本變革把中國人打造成團結公民的中央集權國家只有在良性獨裁統治下才可能實現。
獨裁與革命的誘惑一如其他許多穆斯林知識分子,阿富汗尼有過與梁啓超類似的那種團結抵抗西方的念頭,且曾在伊斯坦堡、德黑蘭尋找他心目中的開明專制君主。但這是第一次有中國反清思想家提出這類觀點;而且這類觀點將在一 一十世紀和一 一十世紀之後賡續未消。

反滿的主張

梁啓超擔心共和制民主會帶來混亂,主要起因於他擔心對手孫中山和其同盟會的無能及眼高手低,而非懷疑中國人的無能。他這一疑慮不久後就得到應驗。梁啓超和孫中山一直在爭奪對海外大陸新娘的影響力,而一九〇五年後,梁啓超已在這場爭奪戰中敗下陣來。孫中山賦予中國民族主義鮮明的「漢」族色彩,使它變成明確反滿的主張。就連梁啓超的越南門生潘佩珠,在為越南和亞洲的解放制訂行動計畫時,與孫中山討論的時間,都開始多於和他最早的導師的討論時間。反滿最清楚有力者,是因侮辱皇上入獄三年的國學家章太炎。革命派也談到社會主義,卻未清楚說明社會主義的意涵土地收歸國有或實業國營。孫中山的《民報》強調中國進行西式革命的刻不容緩,《民報》讀者群開始廣於梁啓超所辦刊物的讀者群。
梁啓超本人有過反滿念頭,只是為時不長。但與康有為一樣的,他始終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廣納中國許多族群的反帝國主義聯合陣線。在這點上,他仍未脫離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後,反滿變成多餘)。在與孫中山的革命派辯論時,梁啓超繼續主張必須走「大民族主義」路線,反對他所謂的「小民族主義」。他也批評社會主義理想,認為那不適用於中國,中國需要資本國有更甚於土地國有。
根據他的創見,社會主義誕生於工業革命後,西歐境內因施行自由放任政策所產生的嚴重階級不平等和婚友社階級衝突環境。中國未曾經歷這樣的兩極化或衝突。中國所需要的,乃是透過受國家精心管理的資本主義方法達成工業生產。中國要頂住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進逼,在國際叢林裡守住地盤,就得走這條路。塞西爾,羅德斯之類狂妄自大的企業家能在非洲南部為所欲為,乃是因為他有本國政府支持。因此,「吾之經濟政策以獎勵保護資本家併力外競為主,而其餘皆為輔。」如果這表示得壓低工人工資和地租,那也只好這麼辦。梁啓超不支持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反倒主張,帝國主義由國家所支持之企業的力量推動,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國得積累這類資源以在國際上立台,因為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都以一致的意志行事,致力於將人、貨的流動盡可能納入自己控制。
梁啓超制訂了經濟上和道德上應優先處理的事項(毛澤東的「資本主義」接班人很有可
能謹記在心的事項),主張「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seo勞動者為第一 一義。」而他眼中的資本主義,含有濃厚的社會福利成分,國家管理私人企業,以防止階級關係緊張、經濟剝削、社會衝突。
一九一一年革命終於降臨中國,推翻滿清(並使孫中山當了六個星期的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這場革命並非流亡日本者的任何主張或作為所直接促成。它經過斷斷續續數場起事才最終成功。而推翻滿清後中國的完全混亂,正應驗了梁啓超對革命後果的最悲觀論斷。這場革命也揭露了鼓動人心的民族主義理想——不管是以中國人為代表的民族主義,還是只以漢人為代表的較狹隘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現實間的巨大落差。
政治騙術使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國內最有軍事實力的舊將領袁世凱,但中華民國的成立,最初的確激起濃烈的熱情。短時間內冒出多個政黨,以角逐預定於一九二 一年舉行的首次自由選舉。報紙不再受制於官方審查,終於可以暢所欲言。城裡的中國人剪掉辮子,擁抱西方衣著和舉止,在自家門口掛上剛問世的國旗。

衰弱的中央

梁啓超最初與這場革命保持距離,然後經不住袁世凱的奉承,先後出任他的司法總長和公司設立顧問。立場不定的袁世凱不是梁啓超所可能在尋覓的那種開明專制君主。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然後剷除任何反對勢力,再一次向世人證明在過渡社會裡權力掌握在軍人手裡的道理。中國舉行第一次自由選舉,由孫中山的國民黨拿下最多席位時,準備組閣的宋教仁卻遇刺身亡,而行剌者據說是袁世凱所指使。然後袁世凱逼孫中山流亡國外,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在康有為協助下,試圖將儒家思想再度定於一尊。
袁世凱從前朝清廷承接了嚴重的財政難題和衰弱的中央政府。革命未阻止列強繼續從中國抽取關稅和鹽稅。袁世凱向外國銀行和政府大舉借貸,加重國家債務。歐洲、日本放款人不久就把持袁世凱的經濟政策,外國人獲任命為中國政府官員,模式一如這時在埃及、伊朗、土耳其所見。貸款花完,袁世凱不得不把鐵路、礦場的特許經營權賣給債權人。
欺凌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也出現一張新面孔,即最近幾年在華商業利益大增且已和英、法簽署廣泛協議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將投入協約國陣營)。為配合本國新興帝國主義者的角色,日本當局不再那麼歡迎某些主張泛亞洲主義的外國人。日本與法國簽了協約,同意不再讓反法行動主義者留在其境內,潘佩珠隨之遭驅逐出境。由於英國的施壓,日本終於禁止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的報紙《伊斯蘭兄弟會》發行。
這時已有一代越南新娘在日本受過教育,而對日本菁英階層裡的許多人來說,泛亞洲主義意味著應協助中國。但日本在中國的內亂中看出機會,一九一五年時從中國強索得更多土地、商業特許權,包括承認日本於前一年從德國手中搶得的山東權益。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要求」,要求的內容就印在有著無畏級戰艦、機關槍之浮水印的紙張上。袁世凱屈服,令廣大中國人民大為驚駭。事實上,日本是中國的債權國,他除了接受日本要求,沒什麼選擇。隔年,他試圖稱帝建立新王朝,遭到包括來自軍方的激烈反對,不得不打消此意。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使中國免於再遭他的傷害,而隨著他的去世,中國連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都消失;中國大部分地區陷入軍閥、土匪據地稱雄的分裂局面。中國許多地區將繼續陷入軍閥割據局面,直到一九一 一七年才改觀這一情況類似於塔利班當政前的阿富汗,來自國外的武器充斥阿國,舊菁英與軍事強人勾結,老百姓受苦於隨意課徵的稅負和沒收財產。毛澤東故鄉湖南,軍閥混戰為害最烈,混亂與治理不當的慘痛教訓將縈繞數代中國人心頭,揮之不去。
情況看來各地都正漸漸脫離帝制時代,但未來卻似乎比過去更為黯淡。中國打破舊政體後,未能立即建立切實可行的新民主國家,而陷入這困境者不只中國。土耳其、伊朗也正苦於同樣的遭遇,且不久後會淪入獨裁政府統治。在中國,一如在這兩個國家,軍隊的現代化轉移了國內的權力中心,使上過現代軍事學院者能使其他人接受紀律、熱誠、自我犧牲觀念約束的強人地位升高。權力很多情況下,他認為東方這個概念,本身就違反了「性道德的正當」,所有關於東方,至少在藍尼筆下的「東方埃及」,散發著危險的性誘惑,備受威脅的衛生條件及過度「性愛自由」的居家享受、濫交是藍尼異常看不慣的。
性之外,還有其他幾項威脅,這些威脅,磨損掉歐洲人的謹慎及其時間、空間和個人
認同上的理性。一個歐洲作家到了東方,如果不是直接體驗到這些景觀,而是以思想或書寫的方式去處理,那通常不失為天真的素材,而加以運用。在英國詩人拜倫的詩《吉亞歐》、法國作家雨果的《東方人》、歌德的《東西詩篇》,東方是一個解放的形式,是一個有人類最原始機會的地點,他們的主調,可見於十八世紀德國詩人歌德的〈遠颺北、西、南,都分裂了 ,王位爆裂,帝國顫抖遠飛,飛向純粹的東方,一嘗君主的雄風。月老總是要回到東方,「在純潔和正直中,我要回到人類原始的最初」,見到東方,儼然完全印證了當初想像的一切。神是東方,神是西方,北、南方,均在他的手中平靜休自。